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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据纠纷中背景交易关系真实性审查的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15-04-09 字号:[ ]

  论票据纠纷中背景交易关系真实性审查的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票据付款作为票据流通的重要环节,银行在此环节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票据纠纷也往往发生在该环节。对所涉背景交易的真实贸易合同审查,是票据行为有效性的一大主因,但在票据审理司法实践中对此并未形成一致意见,造成审理过程中裁判标准不统一,极大影响司法的公信力。本文从票据无因性原则说起,试图厘清票据关系与背景交易关系,进而诠释在审理票据纠纷中对涉背景交易关系真实性审查的适用标准。(全文共9639字)

  关键词:票据商业汇票无因性真实贸易

  以下文正:随着现代金融的快速发展,商业汇票作为银行结算的重要方式之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商业汇票贴现也日趋成熟。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按其承兑人的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是由收款人签发,经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的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是由收款人或者承兑申请人签发,并由承兑申请人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既可由收款人出票,付款人承兑,也可由付款人出票并承兑。商业汇票基于其市场流通性、便利性及融资性,在现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涉及汇票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涉及的层面也越来越深,涉及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从近几年各地法院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实务来看,当事人多依据《票据法》第十条而提出抗辩,要求审查票据行为的背景交易的真实性,并据此否定票据行为的效力。而对此,各地法院的认识与理解不一,造成裁判结果不同一。一大原因在于我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于今天票据的快速发展而言,已过于简单,造成了对其理解及适用上的困难,尤其是票据纠纷中对票据行为背后的交易关系真实性审查的问题,主张无需审查背景交易关系的,都以票据无因性原则为其理论基础;而主张应当进行实质性审查的,则是以我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作为其抗辩依据。而对此问题,各地法院在认识、理解和操作上均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得出的裁判也各不相同,有损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而是否审查背景交易关系,主要发生在以下的票据行为中:一是承兑银行在付款时是否需要审查票据背景交易的真实性;二是背书连贯的,是否需要审查背书行为的背景交易的真实性;三是汇票以交付方式转移的,是否需要审理背景交易的真实性;四是持票人向银行申请汇票贴现时的,银行在办理汇票贴现行为时是否应审查背景交易的真实性。

  在讨论涉背景交易真实性时,即在票据行为中考量非票据法的基础原因关系前,有必要先厘清票据关系与基础原因关系及其之间的关系,而要厘清票据关系与背景交易关系,得先廓清票据无因性原则的适用范围。

  一、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设立目的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也称为票据行为的抽象性,是指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自行产生效力,而不问其基于的原因关系或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1]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主要表现在:1.票据行为存在上的无因性,票据行为只要完成并生效,除对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义务人都必须承担票据义务,即使基础关系不存在、无效或者发生变更,也不能免除票据义务人的票据义务。2.票据行为效力上的无因性,票据行为一旦发生效力,就意味着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持票人无证明自己前手依何种原因关系或者基础关系取得票据权利的义务。3.票据行为抗辩上的无因性,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为理由对抗非直接的善意持票人。

  现代民法理论,之所以将法律行为分为要因行为(有因行为)和不要因行为(无因行为),目的和意义无外乎从人们普遍存在着的对事物和行为的认知必考察前因后果的习惯中,分离出观察民事法律行为的独特视角,强调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要因行为的话,则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不以原因为要件,不因原因关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该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受影响;而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则与其原因不能分离。原因不存在时,该法律行为不成立。[2]票据行为被民法理论界及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公认为无因行为,并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造各国的票据法体系。德国票据法理论从分析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

  票据法之所以赋予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是由票据作为无因证券的性质决定的,目的在于保障票据的信用、减轻持票人的审查义务、降低交易风险、维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最终促进票据的流通。其法律效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即使票据发行或转让的原因不存在或者无效、被撤销,只要在票据上所为的票据行为依法成立,票据行为人就须承担票据义务,持票人就得享有票据权利;2.票据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依票据文义,即使票据上的记载内容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不能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3.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举证责任的转换的法律效果。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

  票据关系是不可能脱离票据基础原因关系而独立存在,所以,票据关系不能绝对的独立于票据基础原因关系,也就是说,票据的基础原因关系应当对票据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如果一味认定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必然会损害对票据市场的“稳定”、“安全”、“秩序”的保障,进而妨害票据的流通性,也是不可取的,故在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之外,各国无不例外的又设定了票据无因性的射程范围,即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无因性的例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在授受票据的当事人之间,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直接影响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因为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牵涉票据转让第三人问题,又无关票据流通。2.持票人取得票据未给付对价或未给付相当对价的,票据债务人可以以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一般来说,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给付了对价,就能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即使其前手并不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亦会受到票据法的保护。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3.持票人以不合法手段取得票据的,即恶意抗辩。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但票据债务人应负举证责任。4.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票据时效的完成而消灭时,持票人可以对因时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利益偿还请求权不是票据权利,但是因票据权利已因票据时效完成而产生的原因基础请求权。

  考量票据的特殊性,我国之所以不采用票据的绝对无因性,正是因为票据的无因性更侧重于考量票据的方便、快捷、效率,而如果适用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在我国尚未完全成熟的票据市场,则势必忽视了法律对公平和诚实信用的价值追求,反过来又会限制了票据的流通。故在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础上,为兼顾无因性原则所不及之处,保证票据法律的妥当性和衡平性,以实现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和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立法目的,我国在票据无因性原则上采用了非严格主义,即在特定情形下,对票据进行实质性审查。

  (三)我国《票据法》第十条是否对票据无因性的否定

  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针对《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自《票据法》颁布以来,一直有不同意见。林毅在其《对〈票据法〉第十条的一点意见》中明确指出:《票据法》第十条不仅是对票据无因性的否定,更是对票据流通性的否定。因为该条的适用,必将导致两种择其一的结论:1.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是出票行为、转让行为的有效要件;2.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是票据有效要件。如果得出的是第1种结论,票据基础关系决定出票行为、票据转让行为的效力。如此联系,会形成当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或者无效时,必然造成出票行为、票据权利转让行为的无效。这一结论当然违反票据法理论的。如果得出的是第2种结论,将其理解为票据的效力的要件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公认的票据法理论认为,票据是否有效,其决定性条件是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上的要件,即书面形式、记载事项、出票人签单。实质要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所以,我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不具有任何票据法理论上的意见。[3]即认为票据应坚持绝对无因性原则。

  而支持的观点则认为,票据的流通性是票据法律制度建立的基础,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实质是为了适应票据的流通性的需要而客观形成的。坚持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现代票据立法所采纳的准则,但其前提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目前只能实行票据的严格主义,一方面应充分考虑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注意适用诚实信用及权利不得滥用等一般法律原则,保证和维护交易安全,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票据的无因性,扰乱票据的正常秩序。但是,如果把票据基础原因关系扩大到整个票据行为领域中,其结果是各个票据行为被票据基础原因关系捆绑起来,票据则失去独立性。当事人在签发、转让票据时,就得考虑其前手之间的基础关系,而后手就得要求所有前手对自己的这些关系负举证责任,否则他是不会接受这个票据的,这阻碍了票据的信用与流通功能的发挥。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建立,要坚持票据无因性的相对性,又要兼顾票据市场的稳定、安全。

  二、票据关系与背景交易关系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

  我国《票据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确定票据的概念为:票据是指发票人依法发行的,由自己无条件支付或者委托他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券,其反映的权利义务实际上是将票据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通过票据而抽象化、证券化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是一种债权证券。

  因票据的发行而产生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票据法上的法律关系,分为票据关系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票据关系是指票据上的当事人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4]票据法的票据义务,是指由票据法律规范规定的能够为票据关系提供发生基础的法律关系,即票据基础关系。[5]票据基础关系是票据关系得以产生的基础,主要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票据原因关系,又称为票据原因或原因关系,是指票据直接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的原因。票据资金关系,又称为资金关系、票据资金,是指汇票、支票的付款人与资金义务人之间的委托付款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又称为预约关系、票据预约,是指授受票据的当事人之间就票据达成的约定。

  (二)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存在着既互相独立、不相牵连,而又在一定情况下牵连的两重关系。没有票据基础关系,就不可能形成票据,也就不可能有票据关系;但一旦票据关系形成,即相对独立于票据基础关系,并与基础关系相分离。这是国际票据立法的通用原则,也是票据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基本涵义是:

  1.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即票据无因性基本原则。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等均对票据关系不起影响。反之,票据关系之存在也不影响到基础关系。票据为无因证券,票据一经作成,其权利就产生,而与基础原因关系脱离,无论票据原因关系有效与否,对于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发生影响。即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关系相分离,从而使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存废或其效力有无的影响。票据行为的这种无因性,也称为票据行为的抽象性或无色性。[6]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2.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相互牵连。如果基础关系真实性以及基础关系的履行存在瑕疵和缺陷的,在不同程序上将影响到票据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状况。体现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存在于同一当事人间的,债务人可以就基础关系对抗票据关系等。

  为保护票据的流通性,各国不约而同地将票据基础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相分离,但又规定了无因性的射程范围,具体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基于票据基础原因关系的票据抗辩制度、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等;二是票据关系形成后对票据基础原因关系的影响。

  票据基础原因关系抗辩,指存在着直接票据基础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在票据权利人能够主张票据上权利,而票据债务人能够主张票据外权利时,基于权利行使上的关系,该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基础原因关系而提出抗辩权。分为原因关系无效的抗辩、欠缺原因关系的抗辩、欠缺对价的抗辩或称同时履行的抗辩、基于当事人之间特别约定的抗辩、其他抗辩(持票人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也就是说,票据基础原因关系抗辩可以存在于票据授受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明知票据上存在权利抗辩而取得票据的人和包括没有应该被保护的固有经济利益的票据持有人。因为,尽管票据的无因性,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原因的行为,所以票据债务人可以原因关系而提出抗辩。

  三、承兑行为中对真实贸易背景的审查

  《票据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承兑是指汇票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也就是承担支付汇票金额的债务的行为。付款人承兑后就负有到期向收款人(或持票人)付款的义务,而收款人(或持票人)取得到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确定权利。承兑是付款人所作的以承担票据债务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票据行为,是建立在发票行为之上的附属的票据行为。同时,我国《票据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即承兑人负有到期日绝对付款的责任,其付款义务是绝对的。

  有观点认为,基于《票据法》第十条规定,承兑应当审查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另一观点则认为,承兑只需要对汇票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只要票据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且具备背书的连续性,则应当予以承兑。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承兑人在承兑汇票时,应就汇票进行形式性审查,仅审查票据的形式要件及背书的连续性。如票据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且票据背书签字保持连贯性,则承兑人应对汇票进行了承兑。所谓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过程中,票据第一次背书转让的背书人是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前次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是后一次背书转让的背书人,依次前后衔接,最后一次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是票据的最后持票人。同时,《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对非连续背书问题作了补救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票据权利。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给付对价的善意持票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四、对背书行为中背景交易真实性的审查

  (一)票据买卖行为的效力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流通性、便利性在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受市场各主体的青睐。越来越多的票据买卖行为进入市场,扰乱了金融市场。票据买卖行为的效力如何?一种观点认为,票据买卖方式取得票据的,应当认定票据转让行为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买卖因买受人未经背书转让,票据转让行为应当认定无效。笔者持第二种观点。

  《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应当得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但我国票据法又并未完全否定票据的无因性,票据关系的成立、有效并不以授受票据的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等基础关系的成立、有效为必要条件。因此,对于通过背书的方式“私人贴现”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由于其系票据记载的被背书人,不管被背书人有无支付对价,其当然享有相应的票据权利,只是如果被背书人是以未支付对价方式而取得票据的,则被背书人取得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前手。对于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买卖行为”,因买受人不是票据的被背书人,根据票据文义性,票据买受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票据转让关系,不存在票据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票据买卖双方属于民法调整的债权债务关系,票据买受人因其不是票据被背书人而不享有票据权利时,其支付给票据出卖人的对价可通过民法上的请求权予以解决。

  (二)票据交付行为的效力

  票据权利其本身具有财产性质,有依其记载的货币数量确定价值与转让、流通的可能性。票据交付有三个含义,一是票据持有人将票据交给相对人持有。票据的交付行为是否为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目前仍存有争议。但在实践中,未经出票、背书、承兑等合法交付的票据自然不能实现票据权利及其于相对人的效果,未通过出票、背书、承兑等合法交付取得票据的相对人在实质上也不应取得票据权利。二是交付始终为物权转移的方法,未经交付则受让人不能继受取得物权。三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债务人为给付行为时所涉及的交付部分,该交付行为如为适当则产生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的效果。

  票据交付行为的前提是按合同约定履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债务人向债权人交付票据的行为除同时包括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与票据本身的物权转移两种内涵外,还具有票据权利转移给票据收款人或被背书人的效果。原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导致收款人或被背书人将来未能取得票据记载款项的,也不能依原债权债务关系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而只得依票据关系向债权人请求支付货币。因为,票据交付中的标的在本质上不仅仅为印有文字与图样的纸张的物权转移,还包括附着于票据上的权利的转移,即票据权利跟随票据转移到收款人或被背书人手中。债权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票据权利而非票据本身,因此,原因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原因是票据权利的设立与转移。票据的可流通,且票据的流通与票据权利的流转是通过转让的方式实现的。票据权利的效力等同于其所记载的货币。票据的背书则属于票据权利转让的公示,产生物权上公信的效果。

  因此,票据交付,如果以背书方式进行的,且给付对价的,交付人应当享有票据权利。反之则不享有票据权利。

  (三)银行对背书行为中背景交易真实性的审查

  背书,是持票人以让与票据上权利之意思,或其他目的,而记载于票据背面,并签名于上,所进行的要式的附属票据行为。[7]在我国票据法理论上,背书是指持票人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或将一定的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背书人的票据行为。[8]

  关于银行在承兑时,对背书行为中背景交易真实性的审查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银行在承兑时,只需要进行形式性审查,不应对背书的交易关系真实性进行审查。只要汇票在形式上没有瑕疵,则银行就应予以承兑、付款。持异议者认为,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票据转让、取得均应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故银行在审查票据背书行为时,应当一并审查票据背书行为所依据的交易合同的真实性。笔者认为,根据现代票据理论,票据一经作为即与票据基础原因关系脱离。银行在审查背书行为时,只要背书连续性,则无需要审查背书行为所依据的交易次关系的真实性。

  三、银行对商业汇票贴现行为中真实贸易背景的审查

  (一)票据贴现行为及其风险性

  所谓贴现系商业票据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行为。我国《票据法》之所以未对票据贴现行为进行规定,是因为票据贴现行为的高风险性,因为票据贴现的一方当事人为金融市场,比如银行在贴现行为中未能审查出票据的瑕疵而予以贴现,造成银行的损失,而该损失只能在银行内部消化,势必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故中国人民银行加重银行在汇票贴现活动中的审理义务,其具体体现如下:一是对票据真实性的审查,只有把握住票据的真实性才能确保银行资金的安全性,但目前现实中,仅查询汇票的真实性方式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二是对票据基础关系真实性的审查上,票据贴现后,只能通过转贴现和再贴现在金融机构间流通,因为一旦票据被拒付,风险就转嫁给了银行,而现实中,企业利用虚假交易合同对票据进行套现屡见不鲜,极大威胁了银行资金安全,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票据贴现行为的性质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对票据贴现进行了种种的规定,但票据贴现行为是否成立、有效?亦即在汇票贴现行为中,金融机构是否据此而享有票据权利?根据我国《票据法》规定,取得票据权利的应当符合三大原则:一、收款人取得票据必须给付对价;或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二、收款人取得票据的手段是合法的。以欺诈、盗窃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因从事非法交易而取得的票据,不应享有票据权利。三、收款人取得票据时主观上是善意。善意是指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对票据的形式合法性和票据的实质合法性均不存在恶意和重大过失。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票据贴现行为中,金融机构支付相应对价而取得票据,并由背书转让方式而取得背书连续性,且金融机构在票据贴现过程中,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则金融机构应当取得票据权利。

  (三)对票据贴现行为的审查

  在汇票贴现行为中,为降低银行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依据《票据法》相关规定,制订多个部门规章,规范贴现行为,对金融机构贴现行为均明确要求进行实质性审查,即除要求票据本身的无瑕疵外,还要求审查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的交易真实性。

  在票据贴现行为中,中国人民银行对贴现行为的审查义务明确规定如下:1.票据本身的形式审查;2.票据外的贴现所需的交易材料的形式审查。若贴现的票据本身不具有形式合法性,就不需要对贴现票据以外的贴现申请文件进行形式性审查,例如背书不连续等。在对贴现票据本身形式合法性无异议的基础上,贴现行应审查贴现申请人的资格、交易材料等。

  有观点认为,《票据法》并没有规定对贴现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票据贴现行为不应当进行实质性审查,即不应要求对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的交易真实。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种种规定均是部门规章,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规范票据贴现申请人。另有观点认为:虽然《票据法》对票据贴现行为没有规定,但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并不违反《票据法》的规定,对其内部人员有效。考虑到银行贴现行为中,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在贴现行为中具有高风险性,中国人民银行为降低票据贴现行为的高风险性而对票据采取的实质性审查,符合《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均有不足之处。虽然《票据法》对票据贴现行为没有规定,但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仅在其内部具有规范性效力,也应予以支持。但鉴于银行承兑汇票与商业承兑汇票在承兑人方面的不同,银行承兑汇票在承兑时已进行了审查,确保了汇票的真实性,故在银行承兑汇票方面,可以形式性审查足己。而商业承兑汇票,因承兑人系银行以外的其他主体,如果仅进行形式性审查,不足以辨别汇票行为的真实性,而一旦不具有真实交易的汇票由银行贴现,贴现行则承担不能收回票款的风险,对贴现行来讲,造成资金的损失,也势必损害金融秩序。

  结语:票据纠纷较一般经济纠纷更为复杂,行为性质和责任承担更加难以议定。化解和减少票据纠纷必须赖于完备的票据法律制度和规范而成熟的票据业务动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票据纠纷阻滞票据功能发挥的现象出现。而现如今,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市场的日趋完善,《票据法》第十条规定要求票据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显现出阻碍票据流通的一面,尤其在票据贴现市场上,进而影响了充分发挥票据流通性功能,应及时对《票据法》进行修改,在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和票据规律的基础上,完善《票据法》,对票据贴现、尤其是“私人贴现”的法律行为及法律效力进行规定,使票据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发挥出更优秀的作用,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贡献更大的作用。


  


 

  [1]范健:《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

 

  [2]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3]林毅:《对〈票据法〉第十条的一点意见》,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4]刘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5]李绍章:《中国票据法原理》,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6]赵新华:《票据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7]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8]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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